一、我國光伏政策及目標

在新能源產業建設上，我國對光伏發展尤為重視，歷年出臺光伏相關政策較多。主要可以分為用地政策和綜合政策兩類。用地政策關系到光伏項目的立項、收益以及是否環保，合規等界定。綜合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引導我國光伏產業長期發展，制定相關標準，明確未來方向。光伏用地政策經歷了從放開促進發展、到高環保要求政策收緊，再到現在的多方面綜合完善三個階段。

2007年我國首次提出光伏建設應主要是在沙漠、戈壁、荒地等非耕用土地。在經過第一、二批光伏特許示范項目建設后，光伏發電項目發展首次提速，用地政策也進一步明確。2013年，為促進行業發展，政策適度放開，探索采用了租賃國有未利用土地等供地方式，降低工程的前期投入成本，簡化程序，并初步完善光伏發電的建設管理。2014年政策進一步鼓勵光伏發展與農戶扶貧、新農村建設、農業設施相結合，拓寬了光伏建設的適用地范圍。

2015年，環境和耕地保護要求變高，用地政策收緊。當年先后出臺文件對光伏項目用地管理進行明確分類，并在環境保護方面完善規范，禁止在林地、公園、棲息地、自然保護區等進行光伏建設。2017-2018年繼續對光伏在農業用地上的建設做出限定。

2021年起產業逐漸成熟，用地政策開始多方面綜合完善，光伏用地性質再次被分類界定。2022年推出5項政策，進一步在協同管理、環保合規、用地限制、項目審批等方面完善規范。

綜合政策方面，我國的光伏發展規劃主要分為促進快速擴張、穩步長期發展兩個階段。快速擴張階段從2007年我國將太陽能發電列為重點發展領域開始。

2018年我國停止新建集中式電站，光伏發電補貼退坡，標志著第一階段結束，穩步長期發展的新階段來臨。

2021年補貼退坡完成，進入平價時代。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鼓勵智能光伏與綠色建筑融合創新發展。2022年的《“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中提出，到2025年，新能源發電量比重達到39%的要求。政策環境方面，光伏發展空間仍然充足。

二、海外主要光伏政策

十年來，海外光伏政策經歷了較大波動，過程中，對中國產業鏈，也由不想依賴轉為不得不依賴。

第一階段，2012-2013年時期，歐美對于我國光伏產業開始進行一些“反傾銷”“反補貼”政策，圍獵我國光伏產業發展。其中，2012年9月6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將對進口自中國的光伏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11月8日，歐盟委員會宣布發起反補貼調查，至此歐洲針對中國光伏的“雙反”拉開了帷幕，一度對中國出口的太陽能電池板施加了40%以上的臨時關稅。美國商務部也做出裁決，認為中國輸出到美國的光伏產品，存在政府補貼和低價傾銷的可能性。歐美對中國光伏產業鏈的“雙反”政策，本來意圖圍獵和遏制中國光伏產業發展，但一度也在無形中遏制了自身產業發展。一方面，中國光伏產業鏈對外出口降低，大量歐美偏上游原材料的光伏企業受到波及，破產重組增多。另一方面，“雙反”、高關稅，也推高了歐美安裝光伏組件價格。歐盟光伏產業成本端承壓，組件價格的上漲導致其裝機量持續下滑，歐美光伏市場進入了低迷階段。

2018年9月，歐盟對于中國光伏產業的“雙反”政策結束，雙方產業關系趨于緩和。2019年11月，中國國家電網有限公司與法國電力公司簽署合作框架協議，雙方承諾在創新研發領域開展可再生能源并網技術、儲能技術等方面的合作。

隨后，歐洲各國也進一步提高了對光伏產業的重視程度，歐盟光伏市場逐漸復蘇。歐盟發布《歐洲綠色協議》，提出2030年新能源的能源占比達到32%，2030年碳排放量較1990年減少55%。德國批準了《2030年氣候保護計劃》，要在2030年實現溫室氣體排放比1990年減少55%的目標，同時光伏裝機量要達到98GW。意大利發布《2030年氣候與能源國家綜合計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計劃發電186.8TWh，包括74.5TWh的太陽能和40.1TWh的風能。

2022年以后，俄烏沖突成為了歐洲加速能源轉型的催化劑。俄烏戰爭以來，歐洲陷入天然氣短缺的窘境，結合國際原油價格大漲，能源危機一觸即發，歐洲多國電力價格出現大幅上漲。為了擺脫對以“俄氣”為代表的傳統能源的依賴，2022年以來歐洲國家出臺了諸多政策以提高其能源獨立性。

歐盟方面，2022年5月，歐盟委員會出臺 RE Power EU 計劃，內容包括2025年將太陽能光伏裝機容量翻一番，到2030年光伏安裝容量達600GW。并且分階段強制在新公共和商業建筑以及新住宅建筑上安裝太陽能電池板。該計劃在2021年《歐洲氣候法案》的基礎上，進一步在法律層面強制推進了可再生能源發展，表明了歐盟對其雙碳目標的立場堅定。

德國方面，2022年7月提出了Easter Package即復活節一攬子計劃，建議到2030年，將綠色能源占電力結構比重提升到80%，確立了到2035年德國10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標。光伏發電方面，計劃從目前的60GW擴大到2030年的215GW。在優先級方面，德國規定碳中和目標的達成高于其他公共事業利益。同時該計劃還取消公民參與的招標要求，簡化電網規劃審批流程。

英國方面，2022年4月提出了《能源安全戰略》，目標是到2030年，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要從目前的14.9GW增加到50GW，在未來14年將增加70-75GW太陽能發電，年均增長超過5GW。同時，英國政府還宣布將戶用光伏系統的增值稅從5%降到0%，為光伏產業高速發展提供支持。

除了受地緣沖突影響最大的歐洲國家外，其他國家也在近兩年公布了最新的綠電發展計劃。

日本方面，2021年7月，經濟產業省發布了第6版戰略能源計劃草案，計劃到2030年減排目標從26%提升到46%，2050年實現碳中和。光伏發電方面，2020年發布的展望計劃于2030年實現100GW國內裝機量，占國內發電量11.6%，2050年實現300GW國內裝機量，占國內發電量31.4%。

韓國方面，2022年7月發布的《2020-2034年電力供需基本計劃》提出，到2034年，韓國電力容量的41.9%將由可再生能源組成。國際能源咨詢公司Wood Mackenzie預測，韓國的目標是至2030年實現34GW光伏裝機容量。

美國方面，2022年8月頒布了7400億美元的《降低通脹法案》，將近一半撥款用于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整體目標是2030年減少40%的溫室氣體排放。光伏產業方面，該法案延長了太陽能投資稅減免（ITC），將2022-2032年裝機的光伏項目稅率補貼提升至30%，補貼力度超過歷史最高。

從政策目標來看，歐洲、日韓、美國對新能源產業發展的長期支持力度并沒有減弱。因為近期歐洲能源危機疊加地緣政治緊張等因素，部分發達國家開始重啟燃煤發電，新能源和光伏發電替代進度暫時受阻。

短期內，這些國家或將面臨能源政策上的反反復復。長期來看，海外國家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不會改變，一方面因為化石發電的能源模式不符合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結構和社會發展進程；另一方面環境保護、獨立自主、穩定可持續發展是現代國家能源戰略的核心。